中共治下 农村冤魂知多少(二)

来源: 希望之声电台

中共发动统购统销,导致农村出现饥荒

中共的血腥,消灭了上百万的土地家庭。然而,中国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就又被中共以“合作化”名义将土地收走。中共的统购统销运动,将农民糊口的口粮都抢走,中国农村出现饥荒,浮病流行,饿殍遍地。

先分后收 双重欺骗

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1954年,中共开始半志愿半强迫地要求全国农民参加“互助组”和“合作社”,1958年更改为“人民公社”。

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中共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收走,从此,中国农民丧失了所有土地,变成依附于公社,失去人身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农奴,全中国的自耕农从此绝迹。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教授“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它要再把它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抢粮战争

伴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是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是指中共以国家名义,统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中共决定农民必须交给政府多少公粮和余粮;而农民赖以存活的口粮,则要等到政府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即所谓“返销粮”。

统购统销与合作化相辅相成,其本质就是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粮食的一种战略战术。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彻底失去对粮食的支配权,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全国1.1亿户个体农民,被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

对此,陈云有过露骨的表白。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鲜战争,中共财政吃紧。在11月15日的中央财委会议上,陈云曾说∶“请农民帮忙。现在还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资产阶级找出路,公务人员亦没有什么油水……还是多剥削农民”。

1953年10月,陈云明确说:“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但政治局会议还是决定搞统购统销,很明显,当时的政府已经明摆出一副你农民要死就死去的架式。

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以战争指挥员的姿态决定“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付出粮的,一面是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动员”。他还宣称,“粮食征购”其实是“对农民的改造”。邓小平说得更为明确,统购统销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次很大的阶级斗争。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说白了,(这)就是党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

整死农民

1955年,包括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内的一个调查组撰写的一个调查报告透露,一些农民反映“现在政府不知怎样,共产党要整死人”。而统购和合作社运动中提出的著名口号,正是“哪个运动还能不死人,看死的什么人”。

事实上,因为征购越多,干部的功劳越大,各级党政府部门就用各种手段来压榨农民的口粮,以“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因此导致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海外学者丁抒初步统计,1953-1954年间就有数万农民在以“统购统销”为标志的“粮食战争”中“非正常死亡”。

1954年6月30日,甘肃省民政厅长李培福和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马青年向省委报告临夏专区发生的饿死人现象:

临夏县多木寺乡马刀刀,五十七岁,因供应的粮食不够吃,上山打柴饿死山上;癿藏马土力卖家中无粮吃,去奔娘家,走到途中,因饿不能行动,怀抱婴儿死在路旁。

1955年前,广东一份官方文件透露,新会县莲溪乡一个老太太,被前来收粮食的工作队封在屋子内,被迫上吊自杀。

根据中共内参资料:

广西平乐全区因灾死亡的共1,095人(饿死的323人,与缺粮有关而死的772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5,885人,出卖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15人,卖家产渡荒的15,776户。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钟、贺县最多。另,横县因缺粮致死的434人,自杀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38人,卖妻子儿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肿病的9,350人。

甘肃省财贸部的一个绝密统计资料《甘肃十六个县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况表》(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通渭、武威、张掖、平凉等十六个县在5个月内共有44,454人因饿而患肿病,3,194死亡;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6,439人,死亡人数已接近万人;此外,还有17,475人外出逃荒。

1958年中共云南省委的报告透露,“据最近核对的数字,至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计发病三十八万八千多人,死亡三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的占半数。”

由于缺乏统计资料,中共的农村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究竟害死了多少农民,还是一个未知数。

血腥镇压农民反抗

中共刚开始建政,就在农村人为制造了饥荒和死亡:农民或因为口粮全部被征购而饿死,或在被逼交余粮的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自杀身亡。如果有人公开反抗,则立即被作为“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反动势力”,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

1957年8月底9月初,中共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认为“反(右派)分子搞宣传、搞组织、搞武装活动,地主富农分子煽动农民闹事、退(合作)社,搞反攻倒算。”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力打击”,“逮捕一批,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等14项措施。这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逮捕的人数大大超过1956年全年的总和,仅被判处管制的人数就有120万人之多。

迄今为止,公开披露出来的最著名的整死农民的案件是甘肃镇原县“反革命集团案”。”受株连的人达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逮捕判刑一千五百零三人,死在监狱的三百三十三人,被管制的一百四十七人,老百姓前后受到批判的有三千多人。

如此多的农民遭受如此大难,仅仅是因为农民无法向中共贡献粮食,而当时的省地县各级政府官员却断定,粮食问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在作怪。

除此以外,中共一方面把整风运动中所有为农民说话,批评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全部打成右派,扼杀了社会上为农民说话的声音;另一方面,它又在农村开展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大辩论”。辩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统购统销。

例如:安徽省委在全省进行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省公安厅配合这次大辩论,挖“新、老反革命”,逮捕12274名“反革命”,管制1074名,劳教855名,戴“反坏分子”帽子1565名,斗争6518名,关押审查2338名。在大辩论中被迫自杀的845人。在这些被打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最终,这场对农民发动的夺粮战争,中共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打赢。仅仅在1953年7月到1954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全国就超额完成了原定统购计划的114.6%,更令人吃惊的是:政府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增加了511.3%。这与全国各地农民浮病流行,饿殍遍地的惨状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这些,也仅仅是这场灾难性的粮食战争的开端而已。接下来的大饥荒,则更加悲惨、惨烈。(待续)

2017年7月26日】(本台记者宋月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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