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1)延安圈套

来源:正见网

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是对内、对外不断斗争的历史。、暴力,充斥泛滥,遗祸无穷。然而,当罪恶的真相层层曝光、渐渐广为人知时,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悲剧后,很多人依然对中共抱有幻想、甚至相信它的新的谎言。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谎言具有精致的欺骗性,而且与时俱进,变换包装,因而迷惑了几代中国人。本篇关注中共对于的欺骗、迫害和思想改造。

中国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世世代代承载和传播著中华传统文化,堪称社会的中流砥柱。历史上的风流才俊,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演绎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

然而,在中共的欺骗宣传下,在中共全面、系统的思想改造之下,大陆知识分子饱受摧残,苦不堪言。从延安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屠城,再到当代的信息封锁及对正义知识分子的打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运动中、在谎言的包围和强权的压制下,一步步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从整体上沦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中共曾经宣扬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民主和自由,可是,在中共治下,知识分子从未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延安圈套

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简称“边区”,占陕甘宁三省之边地,形成了“国中之国”。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率部将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打出了“抗日”与“民主”的大旗,大肆宣传鼓惑。一时间,延安,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尤其是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怀抱爱国救亡的热情,克服艰难险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投身共产运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都激动万分,为终于踏上了“自由”与“圣洁”之地而雀跃高歌。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1939年由四川抵达延安。时年23岁的他写下了最初的印象:“呼吸到一阵阵自由的空气。……能敞怀议论,能放声歌唱,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吗?”“……没有对青年、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迫害……”(多年后,胡绩伟说:“这份报纸(《人民日报》),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它没什么真的!”)

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学者裴毅然在《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中说:“共产主义高举公平旗帜,对资本主义展开强烈批判,占据道德高度,具有相当迷惑性。”“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从术语到概念,因陌生而新鲜,因新鲜而光芒四射,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小知识分子。”

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写:“盖当时论家好以将来未知之数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逻辑,直犯倒果为因之悖。而论家不顾。”

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炫耀陕甘宁边区的“进步”。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上宣布整风,他在大会上的演讲《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在《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书中,高华写:“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入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展,《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

大批天真的知识分子走入了毛泽东设下的圈套。他们燃烧了青春、理想,甚至生命。

凋零的野百合花

提到延安整风,不能回避一个名字:王实味。这位中共文字狱的首个受难者,注释了延安的“开明”。,河南人,1926年加入中共,1937年10月到达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翻译了200多万字的马列著作。

王实味性格孤傲,秉性耿直。从1942年2月始,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文章,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

1942年2月26日,王实味动笔撰写杂文《野百合花》,四节文章于3月13日、3月23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王实味在文中批评了延安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化趋向,反映了延安青年们的失望情绪。在文章结尾,王实味写:“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看到王实味的文章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王实味并未意识到山雨欲来。他意犹未尽,继续在墙报发声,呼吁发挥正气,消灭邪气,说:“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的几期墙报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引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阅读。

一天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也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决心狠整王实味的,除了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共领导人。当时,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约王震一行,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王震看完壁报后大怒,指责像王实味这类文人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中分析说:“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由于挑战毛思想,王实味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特务”。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进延安前夕,一百多名已关押了将近五年的“特务”、“汉奸”、“托派”等被押撤离。在黄河边,他们全部被秘密处死。

1947年6月,国军炸毁了王实味被关押的看守所,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如何处置。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将王实味就地处决。7月1日夜,在山西兴县,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的一处偏僻山隅,从他身后用大砍刀将他砍死。因怕被人认出,王实味被乱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丢在枯井内。

纯真的幻灭

在涌向延安的青年当中,许多人出身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他们无惧物质条件的艰苦,奔向大旗。然而,在历时三年多的整风运动里,这些青年经历了严酷的整肃,纯真幻灭。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延安时是王实味的好朋友。他在整风运动前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他曾说,如果当年留下,“在后来的一个个‘抓特务’运动、‘抢救’运动、‘整风’运动中我总难逃一死,可能像王实味一样。”

民运人士、被两度开除出党的王若望说过:“当时投奔延安的我们,都有受骗上当的感觉,都觉著死气沉沉,王实味是位敢言的作家,他在延安的小砭沟墙报上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很快就成了毛泽东的俎上肉;接着我在延安的大砭沟编辑的轻骑队墙报也成为批判对象。王实味被抓后,我接着也被贬到山东,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整个延安,政治空气凝固了,人人自危”。谢韬后来有评:“王实味死的冤枉、死在梦中;王若望死的清醒、死在流亡。”

“红色女作家”颜一烟出身满族贵族,曾于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38年春前往延安。据颜一烟之兄颜毓蘅的儿子颜超记述,其姑姑和姑父高羽在延安都经历过“审查”。高羽因为曾被捕入狱,党籍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而颜一烟“也曾遭到长时间的审查和监禁”。颜超说:“我想也许这段经历给姑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思维和心灵创伤。”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父亲是清末赴日留学生,曾任北平铁路局局长;母亲是清末举人的女儿。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2月,她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1939年到达延安,从事青年工作,还担任过编辑、教师等职。

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曾说:“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

然而,在现实中,韦君宜所体验和见证的,却与“美好”恰恰相反。1998年,韦君宜出版回忆录《思痛录》,记述了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反思其毒害,引发巨大反响。该书有一章讲述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

韦君宜自述,当时,她和丈夫受到了党部的打击和怀疑,“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

1943年底,绝大多数延安知识分子都被打成“特务”。此时,信念崩塌的,何止韦君宜一人?据《思痛录》写,从天津跟随韦君宜到延安的女青年吴英,曾在延安政学院被关禁闭。一日,她见到韦君宜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

《思痛录》里还写,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因为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大会上,丁汾在台上哭诉委屈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

韦君宜小结:“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韦君宜所著的《思痛录》反思中共政治运动的毒害。(网络图片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当时,韦群宜曾和杨述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若干年后,中共当真把整人的运动扩大到了全中国,而且一次比一次惨烈。几代人、十数亿百姓,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被卷入了一重重谎言与恐怖的恶浪狂澜。#

参考资料:

1.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
2. 杨团,“母亲韦君宜与《思痛录》”,《书摘》2000年第11期,原载《老照片》第1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6月。
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裴毅然,《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新锐文创,2014年。
5. 裴毅然,《红色生活史:革命岁月那些事(1921-1949)》,独立作家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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