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漫长的恶梦 怎一个“悲”字了得?(图)

人人都有作梦的经历,人人都会有梦醒的感受。如果是好梦醒来,你也许会感到遗憾、惆怅;如果是恶梦醒来,你大概会暗自庆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上个世纪1957年以后的二十三年里,我做了一个难醒的长长的恶梦,直到梦醒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心有余悸、惊魂难定,不堪回首。

不达“指标”,我成了“补课”中的右派

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财政,都可以下达“指标”,努力争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下达“指标”。要在你这个单位或系统中,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今古奇观”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归怪事,事情还非得照办不可,还美其名曰“补课”。

我当时正在宜宾卫生院担任医生,而我们宜宾市卫生系统中百分之五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怎么办?好办得很,借用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一句话,就是“给老子抓啊”!

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牺牲别人”不是牺牲自己),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宜宾卫生系统的领导们,便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在宜宾市现在人民路的一所房子里,开会学习,动员我们“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由于此时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么“章罗联盟”、“党天下谬论”早已在报上大批特批,“伟大”的“阳谋”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所以会上冷冷清清没人敢说话,即使领导们反指使几个积极分子带头发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显。然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祸,最终我还是在劫难逃,浩劫更难逃,我(陈培万)和胡继民、程志远、顾云鹏、卫竹仁等人一齐“抓”了出来,他们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务,我们却坠入了万丈深渊!

恶梦开始:第一站珙兴农场

我们几个人当时的“罪名”大得有点吓人,是“章罗联盟”的“吹鼓手”,遗憾的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我也未见过他们一面,哪里知道远在四川的宜宾会有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强将”呢?

然而,高压之下,不服也不行,一些人连忙写了“认罪书”企求“完大处理”,我则是“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当然后果就更加严重,被划为“极右分子”发配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这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先进经验”,怎么个“先进”法呢?第一他说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分,就像警告、记过、开除一样,是某行政部门给你的一种处分,问题是这个“某”行政部门、权力大过天,他一句话、一张纸,就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司法程序,不经任何检察起诉、审判(当然更无辩护)一步到位就把你送进了没有监狱名称的监狱——劳教队。

就这样,1958年4月,我被送到一个叫珙兴农场的劳教队,此处地处高山距底洞镇40华里,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十八华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实的穷山恶水。

珙兴农场从建立到撤走,犯人们在这荒山上共开恳了大约四百亩土地。由于恶劣的自然气候以及贫瘠的土地条件,每年只能种植一委农作物,玉米、红苕、洋芋,产量也很低,连自给自足的囚粮都办不够。成为地区处的一个“包袱”。而劳教人员除少数农村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供应外,大多数来自机关、居民,随户口办理了粮食供应证,可以从粮站去粮站购买。所以“囚粮”就不成困难了。

这个珙兴农场,虽然搞了几年,由于山高、路难行,所有监舍、以及干部们的办公室、宿舍都是就地取材,用树木、竹子及芽茧修建的,确是无片砖片瓦。

120多名男女老少劳教分子到来后,为防意外,50多个女劳教分二个大组,住在与干部办公宿舍,相连的工棚里。由一个班的公安战士相隔其间,通过一块大地坝(平时作为集合或开大会使用)下面两排竹木结构的工棚,住着70多个男劳教分子。

劳教分子上山后虽在平坝地区春播季节已过,但山上还是寒意未尽。干部们监督著“分子”。从早到黑开始“集肥”劳动,准备春播到来。直到农历的五月,才开始种玉米、种洋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的劳动成果是:玉米大如鸡蛋,洋芋则似蚕豆。10月后开始绵绵细雨,接着雪花飘飘。当然,政府不会白养着120多个分子白吃。于是上面又决定交过120多个劳教分子调到高县双河镇的石灰厂去“改造”。由于那时水泥还是稀有东西,民用或建筑都是用石灰,所以石灰的生产和销售都不成困难。

第二站:中川铁厂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难当之时,一天午后,地区公安处那辆“戛斯”车,摇摇晃晃的从双河镇那条小公路上开到了石灰厂的大坝里,从车上下来两个便衣干部,还有4个全副武装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劳改、劳教单位惯例,与其条件反射,要么是逮捕人,要么是调动人。晚饭后,全部劳教人员集合在大坝里,先由肖质良干事讲话,并同时指导另一位便衣干部介绍后,这是乐山中川铁厂的赵(艮山)干事,按监狱中的规定,犯人称干部为“队长”,劳教人员称干部为“干事”。下面就由赵干事给大家作“报告”。这位赵干事,30多岁,胖胖的,一口乐山话。他说,乐山中川铁厂,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属于劳教单位,是你们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后“你解除了劳教,就可以成为一名钢铁工人……。哪些人去,经所领导研究后并报公安处领导批准,下面,由肖干事宣布名单。总共30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我亦在其中。凡点到名的,都是那未来的钢铁工人的思想而兴奋,那没有点名的则处于沮丧。悲哀的情绪。为防意外,所以进出路口,由武装战士站岗把守。

第二天早饭后,肖、赵两位干事,手里拿着花名册,凡点到名的,带好自己简单行李上车依次坐好,中间一排,车厢两边各一排,每排10人,干事坐进驾驶室,车厢四角,各站一名横挎冲锋枪的武装公安战士。于是“戛斯”车又摇摇晃晃的上路了。是日一点钟后,才在荣县境内公路边的山镇上停下车吃午饭。“劳教“们吃饭时,肖、赵干事,在食堂外把守着,而且食堂里的服务员,在端饭、端菜,眼神中也流露出诧异的目光。公安兵吃完了饭,又负着看守工作,肖、赵二人才进去吃饭。历时两小时,大家又上车,按原有秩序坐好,汽车又开始摇晃着上路。经井研、乐山,汽车才在沙湾镇大桥头停下来,分子们下车后,等候在那里的各车间(中队)干部,从肖、赵二人手中接过名单和牛皮纸口袋(档案)点名后将人带走。我是医生,由来的胡干事(后来才知道此人叫胡少彬,是医院的干部)将我带到公路边的一座平房里,这就是中川医院的辩论部,并指着一位20多岁年轻人说,这是“你们医生组的召集人”,所谓的“召集人,真实是同类分子的称谓,你们住宿、工作,由他给你安排。于是那个“召集人”叫我带上行李随他到一间农民遗弃的草房里,指着一排大铺的里面,叫我放下行李住在那个角落里。随后到伙房去吃晚饭。

第二天早饭后,那个胡干事对我说,今后你就和“召集人”一起到病房劳动。在部队时,我已经熟悉这类工作,但初来乍到,又是另一种环境,只得听从政府安排。跟随“召集人”每天查房,作一个查房日志之类的记录,对病人如何处治,由“召集人“处理。

所谓的病房,实则不如乞丐们的住所,在沿坎一张方掉,是供医护人员办公用,病房里是通铺,病人像沙丁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这些病人,都是劳改、劳教人员,也不分科室隔离。如果说这些病人是住院治疗疾病,到不如说是暂时停止繁重劳动时的休息场所。

这个中川铁厂职工医院,除院长、书记、管教以及那胡干事是属干部,其他的医生都是劳教人员,他们有重庆医专、贵阳医学院等在校学生,而被划为右派送劳教的。

这座乐山中的铁厂,离沙湾镇大约2公里,是那疯狂年代的产物。追忆它历史,实在令人喷饭。在钢铁大跃进的年代,为了超英赶美,钢铁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真是神州大地无处不冒烟。沙湾桥头的中川纸厂是一座劳改工厂。各行各业都要大办钢铁,劳改单位也不例外。于是发昏发烧的管教们,在纸厂(监狱)里用沙石砌成了土高炉,从三山采来品位很低的硫铁矿,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两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总不出现。人们常说,劳改队里不出人才,于是有犯人建议,将那些废旧的铁钢废料,投入炉中奇迹终于出现了,那铁水池中满满的一池铁水,于是做双“喜”沙盘,产出铁水,公然取了24公斤的优越成绩,一辆汽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哗,热热闹闹送到乐山钢办,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从而政法系统为了成为乐山的先进,利用三嵬山上的铁矿,沫江煤矿的集炭,罗一溪的碱石(石灰石)原料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统、人力资源(劳教、劳改)更是不缺,所以决定建立中川铁厂。

中国人的事情,外国人始终是搞不清楚的。中川铁厂厂部是在公路边的一座工字形由砖木结构小青瓦的平房。大门口挂着一坎白底黑字的“乐山地方国营中川钢铁厂”大木吊牌。工字东边那一排便是厂部办公室,沿正中走道两侧,便是财务科、生产科、技安科、政工科、人事科等等科室办公室字西边那一排的大门口却钉着一次“管理科”牌子,办公室内又有两次白底黑字的吊牌,一次是“四川省劳动改造一支队三大队部。另一次是:四川省劳动教养三支队一大队部。这就是一个工厂三次吊牌的由来。

那时的中国言必称“阶级”,所谓“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叫得震天响,什么事都来个“亲不亲,阶级分”,但是这阶级分最后竟然“分”到了拉屎拉尿,中川铁厂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活标本”。

在中川铁厂里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厕所“敌我”二边分。人分五等是指干部、工人、就业员、劳教囚犯、在押犯人。干部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权,其次是工人,他们是大跃进中铁厂叫来的农民,虽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阶级,但是这种单位一无权二无势,只能干部领工资。第三等人是“就业员”,是劳教期满后,当局不放心,这些人回到社会上去会“兴风作风”,于是来个“强迫留队”,美其名曰“就业”,这个“就业”并非失业后找到了工作那种可喜之事,而是被强迫扣留在劳教场所,继续强迫“改造思想”强迫劳动,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无限期的进行“劳教”,第四种人就是我们这些右派劳教,第五种是在押犯人。

千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饭也得“食具三色”:干部工人一个食堂,伙食在当时是最好的,经常有荤有肉菜蔬新鲜。就业员、劳教分子一个食堂,优差多了,数量少、质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怜了,连肚子也休想填饱,大概由于“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区别,干部工人一个厕所,就业员、劳教、犯人一个厕所,厕所也得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无论“内急”到何种程度,“敌人”绝不敢进“我”方厕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敌”厕,也免丧失立场,丧失尊严的身份。

恶梦走向高潮,死神光临中川

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破饭现象,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勤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不吃或少吃粮食,所以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然而,13000多劳教犯人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及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心力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1942年当八路)他说怎么办就是真理,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辩白将会接受他的耳光拳头。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病员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无法容纳了。于是又利用一些废弃的工棚增设了二病区、三病区。这些病区都用木料绑成的通铺,不管什么病员,反正“见缝插针”的安置。由于无药品治疗,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因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丢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丢。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无论是干部还是医务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至麻木。我的历史记录,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几倍。在三年中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官方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我个人概算,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都是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工伙食团,及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运动工作。

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由组长持医院办公室开的证明,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匣子再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杂工组埋人也很动脑筋的,先在一个土埂上挖一个坑,将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的第二个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类推,却似农村中栽红苕时那种苕埂。由于土薄,偶遇大雨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无辜的死尸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由饥饿而得了水肿病,有的则骨瘦水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听用坟”

死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个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没有了,只好将死者用被单一包就丢进坑里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神州大地也是哀鸿遍野,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教分子,更是有脚无路,自然就只有当“等死队”队员的份了。

此时,医院各病区已人满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过道上。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如果说病区是挽救生命的场所,倒不如说是那些无辜者等待结束生命的“停尸房”。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几个杂工组来掩埋死人已经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体的死人,抛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给人们精神上造成恐慌惧、影响。于是医院书记杨一萍,召集医护人员开会,要求各病区的死人,由各病区医护人员掩埋,如不即时处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要追求责任,同时规定:凡埋一个死人,奖励饭票一斤。在那个“天堂”岁月年代,一斤饭票的诱惑力胜过百万黄金。

病区的医护人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虽然粮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劳动量小,热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始时,两个抬一个死人,每人可得饭票半斤。但一个人又不能弄走一个死人。后来,大家为了那贵如黄金的一斤饭票,想出一个办法;一次挑两个死人。即用一根绳子将死人的手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竹杆木棒从中间穿过,那些死人本来已经骨瘦如柴,两个死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0多斤,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承担,而且,并非天天有此繁重体力劳动,何况还有那两斤粮食的热能补足。从此,各病区的院坝中,再也见不到堆积的死人了。

一个医护人员一次挑两个死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发现一个山洞,有两米宽的口径,有多么深,谁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边,绳子解脱(因下次还要用的原因)用脚一蹬,那死尸就掉到洞里去了。这样的作为,实属惨无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非人道行为,并非是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恶劣的社会环境把草菅人命成为合法的准则。何况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些牛鬼蛇神如当年的犹太人,如何处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铁厂所在的沙湾镇,背依荒凉的三峨山,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内颇有一点“名气”。沙湾镇闻名国内,并不因为她是郭沫若的故乡,而是从全国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沙湾镇的中川铁厂来祭奠亲人的亡灵。

这些家属来到中川铁厂后,交上《死亡通知》和由当地有关部开具的证明(介绍信)厂部派人带到管教科办公室。管教科在核对了证明后并查找死者的档案,一切核对无误,才又派人将家属带到医院办公室。管教干部根据《死亡通知》上经治医生的签名,立即叫该医生带上死者的住院“病历”(都是通过整理的)向家属介绍,诸如:入院时间、检查诊断以及治疗情况,总之要体现出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部的关心,医生的努力,终因治疗无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历”材料不要说一般外行,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破绽的。家属们都要求到自己的亲人坟前去祭奠一下,那时候香蜡纸钱是绝买不到的,但到亲人的坟前去流几点眼泪,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类亲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众多的死人抛尸荒山野地,哪有坟墓可指的呢?政府官员们早就想到这点众多亲属的愿望。

还在六○年前,在一病区后山一坝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坟(死者是谁,不知道),坟周用乱石堆砌,坟上长满了青草,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坟头一样壮观。每当有亲属要看时,就带到这座坟前,用一块木板临时写下×××之墓,家属信以为真,以为坟内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于是儿哭爹,妻哭夫,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以后不管哪个家属,一律照此办理,万无一失。至于这座坟内的死者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不过他却有“幸”成了众人的“儿子”,众人的“爹”,众人的“”,众人的“亲属”,而且他还向众劳教右派的家属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说明自己虽然成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死有余辜”,但死后人民政府还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荡,说不尽,只有来世再报答!

我每每见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时,偶尔也玩一种游戏叫麻将。麻将牌中有一张牌叫“听用”,谁拿到了这张牌,最容易“和牌”,因为这张“听用”牌,可以当任何一张牌使用,你需要“二万”它就是“二万”,你需要“红中”它就是可以作“戏中”,可以随心所欲,随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铁厂的干部,也许就是从这麻将的“听用”牌中得到了启示。于是“发明”了这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听用”坟既可以代表张三接待亲属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极了,可惜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否则一定要去注册申请,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抱个金奖、银奖回来,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怎一个“悲”字了得?

最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人间悲剧,发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时。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风中抖瑟,几株枯树上,偶而停着一两只昏鸦,发出凄凉的哀鸣,更增添在苦难岁月中熬煎着的囚徒悲凉心情。一天中午,医院领导叫我将死者宋方林的病历材料带来,因他的妻子前来询问。我带着病历材料来到办公室,见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边偎依一个7、8岁的女孩,一个大致有4岁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须问,就知道是母子关系。我只能按照以前几百次的“操作规程”按病历上记载,向母子三人宣读其亲人的“死亡判词”。那妇女在听着我振振的宣读后,已泣不成声。两个孩子看到妈妈在哭泣,那幼小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坟墓,要求是合理的,医院领导们的办法依旧,叫我将母子三人带到那座“万人亲坟”去祭奠。那女人来到坟前从一个补着补丁的布口袋里取出两条冷红苕,放在坟前称是千里吊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趴在地上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渐渐地那女人大的哀器变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妗过份悲伤而再现休克,我只得用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政治谎言来安慰她,诸如他被划为右派,是因思想没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后,政府是如何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医治……死后又是如何的厚葬……,无论我怎样以堂皇的政治术语,她就是爬在坟前不起来。

有人说过,中国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当惊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国人从降生到懂事开始,比别的学科先学的就是“压抑”从而便获得了“压抑功能”,更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锤打和社会的帮助,建立了“压抑免疫系统”,在任何社会悲剧面前,都不会让中国人精神崩溃,因此中国人患精神病比率少于其他西方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在这母女姑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动物、铁石心肠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泪水。大概是“物伤其类”的效果反应吧,此时此景,在脑海里浮现出一种幻觉,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儿也会在此上演一幕同样的悲剧吧。因久劝无效,怕出现意外,我只得坦诚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劳教人员,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环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机会罢了。

那女人听到后,感到是丈夫的“同类”,心灵上略有一丝宽慰,那一双充满泪水眼睛凝视着我,是信?还是不信?不过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谁也不会去冒充坏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将母子三人带到第一病区的病房(医院的临时招待所)住下来,并从病房中选了两庆比较清洁的被盖来,叫他们住下。然而吃饭却成了难题,因为到厨房去吃饭,必须交纳粮票和钱。母女三人来自农村,何来粮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动将挑死人得到的“?奖赏”拿出一斤,又向其他医护人员动员,因为我是病区的主治医生,病区里除那个一门不懂的护士长(女干部,其实是干部家属)外,我还是有一点权威性,所以当我说明情况后,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奖励”的人,也自愿拿出二两、三两,总共凑了三斤粮(饭)票,才到厨房里取来三个“罐罐饭”(每罐三两),炊事员也发了一次善心,将那有盐无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铁碗,这在那饥荒岁月里是何等的难得啊。当我把饭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时,那女人从自己一份又分出一点到儿子的罐罐里,那小见到妈妈分饭给弟弟,她也从自己的一份中分一点给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从来都是以付出为主,只要她成为感情的俘虏,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想任何后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热的付出漩涡中去。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7/02/15/813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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